信息量爆炸!举报朱之文的两人,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。
一个叫刘明,浙江湖州人;一个叫王平,山东济宁人。两人看着八竿子打不着,可把他们的说法摆在一起,这几个月搅黄十几场演出的事,脉络就出来了。
刘明接到记者电话时承认得很干脆,说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,材料递到了国家税务总局,理由是偷税漏税,还强调“有证据”。
这个名字,朱之文不陌生。2023年,朱之文曾因名誉权纠纷起诉过他,庭外调解时,刘明亲手签下一份承诺书,白纸黑字写着不再在网络上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、不再侵害其名誉,签完字,朱之文撤了诉。
结果消停了几个月,举报的电话又响了。这回他不光自己打,还开始牵头组织别人一起打。
王平的说法更绕,记者电话刚接通,他先纠正措辞:别说我举报,我是反映情况。反映什么呢?查朱之文演出穿的服装跟报备材料对不对得上,查他去学校参加活动教英语合不合规,理由是他觉得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,去教英语会给孩子带来不好影响。
两个人的身份和理由摆出来之后,真正该看的是他们举报的那几件事,官方核查下来是什么结论。
把镜头拉回10月24日,河北保定曲阳。朱之文已经换好演出服、化好妆,在后台等着登台,主办方却临时通知演不了了。他只能换下衣服,坐车离开。
更早的一次,他去泰安演出,人在菏泽高铁站排队,取消演出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朱之文向记者算过,十月份至少取消了16场。对一个靠登台唱歌挣钱的人来说,最难受的是,时间空出来了,路也赶了,最后连舞台都上不去。
不过,取消演出有不同原因。泰安、济宁、济南等地的相关活动,涉及审批、场地安全等具体问题,不能把每一次取消都算成对朱之文个人的处罚。主办方停止一场活动,与有关部门认定一个人违法,是两回事。
税务问题上,朱之文10月29日的回应很具体:演出报酬可以由演出方代扣代缴税款,也可以拿税前报酬后申报;他称,近些年自己签合同,拿税前收入,回本地申报纳税。这一申报纳税的说法,也得到了税务部门的印证。
这里最该记住的,是举报材料交到哪里,都不能代替调查结论。有没有少缴税,要落到合同、收入和缴税记录上。说一句“我有证据”,分量再重,也得拿出经得起核查的东西。
刘明还把翻唱和剽窃联系在一起,认为朱之文唱别人的歌,就不具备演出条件。这又牵出一个容易被混淆的问题:歌曲是不是自己写的,与演出有没有拿到授权,不能混为一谈。
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工作人员解释,演出曲目需要授权,通常由主办方或组织者报送歌单、申请许可。该办的手续当然要办,但不能仅凭“他唱的是别人的歌”,就推导出剽窃,更不能据此认定他不能登台。
服装和学校活动也一样。该查报备,就查报备;该看活动安排,就看活动安排。一个人文化程度不高,不能自动变成违规证据。担心孩子受影响,可以提出具体意见,但个人的反感,不能直接当成处理别人的依据。
朱之文为什么这次不肯再忍?看看他经历过什么,就不难理解。
2020年4月,他家的大门被人踹开,随后两名涉事人员被行政拘留十日。到2025年11月,他针对另一名网暴者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件宣判,对方因侮辱、诽谤获刑六个月。
从家门口的骚扰,到手机里的辱骂,再到演出安排受影响,他的困扰已经持续多年。
如今,他把截图、录音交给了警方。10月29日,他和律师再次到派出所补充证据,律师表示,公安机关已经受理。他选择把争执交给法律处理,这比隔空吵架更有意义。
说到底,公众人物接受监督,是应该的;普通人依法反映问题,也应当受到保护。承诺不造谣,不等于永远不能举报;反过来,给行为贴上“监督”的标签,也不代表说什么、做什么都可以。
这条界线,要看事实和做法。拿着线索请求调查,与在调查前就给人定性、发动他人施压,带来的后果并不一样。判断谁有理,不能只听谁喊得响,更不能数谁打的电话多。
对演出主办方来说,也该把取消原因说清楚。是手续有问题,就补手续;是场地不安全,就解决安全问题。有一份明确的处理依据,演员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,观众也不用跟着猜。
11月3日,朱之文在湖北安陆完成了一场演出。舞台还能搭起来,歌也还能唱下去。大家真正该等的,是证据被查清、责任被说清,让举报有出口,也让正常工作的人有安稳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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